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詩人簡介

李商隱（約813—約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自祖父起遷居鄭州滎陽。9歲亡父，幼年隨堂叔學經書文章，18歲入天平節度使令狐楚幕府，頗受器重。開成二年（837）登進士第，次年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王茂元之女。因其恩師令狐楚屬牛黨，而岳父則接近李黨。李商隱從此卷入晚唐政壇風云變幻的黨爭旋渦，致使他仕途多蒙坎坷。初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弘農縣尉等職。唐宣宗即位后，令狐楚為宰相，李商隱只能隨人作幕僚，漂泊于廣西桂林、江蘇、徐州、四川、梓州等地，心情抑郁，頂禮佛教。數年后返回長安，任鹽鐵推官，兩年后罷職回鄭州閑居，不久病逝，終年45歲。

李商隱的詩歌創作，題材廣泛。感時、詠史、抒懷、詠物、言情之作均有較高的成就。他的詩大量運用比興寄托的手法，借助環境描寫、景物烘托、象征暗示，將生活中的真情實事轉化為一組組撲朔迷離、異彩紛呈的情境和矇眬縹緲、神奇空靈的意象，使讀者體會到霧里看花的特殊魅力。尤其是他創作的大量無題詩，往往令人難以盡解而仍極其愛讀，具有異常的魅力。情調的哀婉，辭采的綺麗，格律的精工，音韻的和諧，都是使他的作品名章錦句迭出，膾炙人口的重要因素。

  總體理解

這首詩在禾穗青乾，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里胥才慢騰騰地來到鄉村，宣布“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的。“杜陵叟”這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僅是杜陵一地的“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作為唐王朝的官員，敢于如此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著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于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后用“我”的控訴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封建社會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著墨不多而形象凸現，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農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個長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兩熟，顆粒未收，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征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長吏和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細繹全詩，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對于長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課”；對于里胥的刻畫，著重于“方到門”：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課者，考核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們“急斂暴征”是為了追求在考課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課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權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方到門”來宣布“免稅”的“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持嗎？事情很清楚：“帝心惻隱”是假，用考課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詩人能懷著“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筆下的藝術形象予以揭露，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應詔言四事狀》里指出“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白麻”；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寫的“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農桑》里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嫁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實主義詩人。

藝術特色

詩人懷著“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筆下的藝術形象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